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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代古琴为何会成为“八音之首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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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看634 | 回复0 | 2024-3-20 19:31:00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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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代“琴道”的论述
审视汉代文献中关于琴的记录,随着年代的推移而渐次增加。西汉时期,除个别关于琴的故事记载之外,通常的讨论基本是琴瑟并举。例如有“士无故不彻琴瑟”之说。
这些论述,基本上是继承了先秦文献的记载,强调了“琴瑟”的宗庙仪典和礼乐教化功能;也提到了“琴瑟”能“养行义而防淫佚”的修身功能。
西汉中期开始,只针对琴的单独论述,就渐渐多起来了,将“伏羲造琴”、“孔子学琴”等传说典故加入进去。
这些文献记录反映了一个史实,即琴在汉代逐渐被儒士看重,从“琴的创制”开始,又将其形制与法象相联系,再后来,又将琴道立说,后来更被提升为众乐器之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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琴的创制
对琴的创制问题,西汉初期的记载是:昔者舜作五弦之琴,以歌南风。故舜弹五弦之琴,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。
昔虞舜治天下,弹五弦之琴,歌南风之诗。而从西汉中期至东汉末的记载则是:神农之初作琴也,以归神及其淫也,反其天心。
琴,神农造也。琴之言禁也,君子守以自禁也。昔者,神农造琴以定神,齐淫僻,去邪欲,反其天真者也。
昔伏羲作琴,所以御邪僻,防心淫,以修身理性,反其天真也。
显然,在西汉的中期,各种观点已经将琴的起源,从先秦和西汉初期的“舜为五弦之琴”,扩展到了古代的神农时代。但到了东汉末期更是将琴之创制伸引到神话时代伏羲身上。
这里要注意:琴的功能已从“歌南风”的乐器,变为“御邪僻,防心淫”的君子“修身理性”之器。在东汉士人眼中,琴不单纯是歌诗演奏的乐器,而是修身养性的工具;有着教化天下、和合天地、通神明之德的功能。这也是为何要把琴的创制上推至远古的圣王;因为传说中的圣王皆是以“德”作为表征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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琴制法象
昔神农继伏羲王天下,梧桐作琴三尺六寸有六分,象期之数:厚寸有八,象三六数;广六寸,象六律。上圆而敛,法天;下方而平,法地;上广下狭,法尊卑之体。
琴长三尺六寸六分,象三百六十日也;广六寸,象六合也……,前广厚狭,象尊卑也。上圆下方,法天地也。五弦宫也,象五行也。大弦者,君也,宽和而温;小弦者,臣也,清廉而不乱。文王武王加二弦,合君臣恩有。宫为君,商为臣,角为民,徵为事,羽为物。
今琴长四尺五寸,法四时五行也。七弦者,法七星也。

由以上记载可知,东汉人已开始把琴之形制附会四时五行和天文历数。毫无疑问,这一现象是受当时谶纬五行学说的影响,但它又反映出当时士人对琴瑟的期待:在含括天地人伦之道之外,更涉及宇宙万物之可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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琴道立说
琴音调,则四海合,岁气百川一合德,鬼神之道行,祭祀之道得。……琴以知四海,琴音调,足以及四海也。
八音广播,琴德最优。……八音之中,惟弦为最,而琴为之首。琴者禁也,所以禁止淫邪,正人心也。
雅琴者,乐之统也,与八音并行。在汉儒“声音之道,与政通矣”的前提下,琴的地位从一件士人弦歌的乐器,提升到四时五行、天地六合、尊卑位分的象征,并被提升为“八音之首”,于是“琴道”立焉。
汉代“琴道”一词的逐步形成明显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1.琴从一个较原始的弦乐器已得到改良和提升:
战国至汉代初年,原为宗庙祭祀所用之琴由于礼崩乐坏而流落到了民间。由于形制比瑟轻而小巧,便于携带,因而引发了改进的想法。
其结果为:共鸣箱仿照瑟改为长条形全箱式,以增加琴的音量。调弦机制改进了,张力较大的弦可以在琴面上张起来。
琴面处理在工艺上亦有改进,漆和琴灰的使用,可以使琴面变得平整,还可加强琴面硬度;这样左手按音技法就可以运用了。
雁足从“一足”变为两个,则说明了琴必须更平稳地置放,以适应左手在琴面的走手移动。另方面琴体也随左手按音游走的幅度,而逐渐增长。左手技法的开发,使琴能奏出较复杂的旋律,从而成为一件能表现复杂音乐的旋律乐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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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琴的音乐功能已大大提升,其表现已超过瑟:
琴的改良是需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,相信要到汉代中期才可能完成;而其形制则直至汉末才趋稳定。
改良后的琴不仅具有轻盈的体型,还能演奏连续和滑音,这是大多数古代乐器(包括瑟)所没有的。
改良后的琴,因左手技法的应用能奏出连续滑进的乐音,在歌诗伴唱时,更能符合中华语言的多调性特色,体现出诗歌的音乐美。琴的音乐功能已超过了只能弹一弦发一音的瑟,因此很快就取代了瑟的传统地位,成为士人歌诗的乐器;甚至变成士人家居时的专用乐器。

3.琴已发展成独立的乐种:
随时间的推移,汉代文献对琴曲的记录逐渐增加,杨雄《琴清英》:“子安之操”和“雉朝飞操”两首。
桓谭《琴道篇》:“尧畅”、“舜操”、“禹操”、“微子操”、“文王操”、“伯夷操”和“箕子操”等七首。蔡邕《琴操》:诗歌五曲、九引、十二操、河间杂歌二十一章。
琴曲目的逐渐增加与积累,意味着琴不单是歌诗伴唱的乐器,已经发展成为能独奏的乐器,并形成为独立的乐种:琴乐。
相信这是因为古琴左手技法发展的结果,推动了泛音演奏的发展。这样就进一步充实了琴体音色,同时使琴体音乐功能得到更多增强。
琴到了汉末,其形制应该已趋稳定,琴面十三徽位的设置也已完成。琴已经能够用它独特多变的琴音,表现出深邃隽永的曲意,能奏出“畅”、“操”、“引”等,体裁和内容都极为丰富的琴曲。
琴从歌诗伴唱的乐器,发展为能表现曲意深邃隽永器乐曲的独奏乐器;成了士人家居时调心修性的专用工具。因而被赋予了极崇高的价值:涵摄了天地鬼神、四海合德之道,成为“琴道”。
以汉代琴论为基础的“琴道”,似乎是凝固了一样;二千多年来随着琴的传承,也在琴人中传承着,直至现今。这确是世界音乐史与文化史上,非常罕见的。找出“琴道”形成的时代与社会背景,揭露出古琴被“神化”的原由与过程是有必要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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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,汉代的琴就从单纯“歌南风”的乐器,变为“御邪僻,防心淫”、“修身理性”之器。 琴也跟着从一件普通乐器,超出世俗,甚至超过曾肩负过周代礼乐重任的“金石之乐”的钟与磬,而跃为“八音之首”。
琴地位更是上升到四时五行,天地六合,尊卑位分等象征,由此而形成了“琴道”。自此古琴便成为士人专用乐器;并造就形成了人类文化史上极其罕见的乐种:连绵延续二千多年,充满了文化人智慧的“文人音乐”

文章转自公众号复雅古琴
图文来源网络,如侵联删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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